2016年1月1日，《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》和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》正式實施。對黨員領導干部來說，兩部法規的出臺讓廉潔自律的內涵越來越豐富、紀律標尺的刻度越來越精密，也體現了越來越全面的管黨治黨維度。而2015年底，恰逢（2012年12月4日）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三周年，如何借助這兩部黨內法失見的“能量”，持之以恒執行“八項規定”，全面從嚴管理黨員干部，受到社會廣泛關注。如果說兩部黨內法規帶給黨員干部的是一種約束和激勵，那么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則給黨員干部帶去了一陣清風。2016年，中央八項規定的實施開始走進第4個年頭?；厥走^去的3年，許多人都感受到了細微的變化；節日節慶，大型慶典取消了；過年過節，賀卡、年會消失了；公款旅游、公款吃喝少了；各種會議、文件簡報的數量下降了......干部群眾身邊的變化有目共睹。（資料來源：《浙江日報》，2016年1月7日）問題與思考：1.《八項規定》出臺對我國行政環境的改善，體現了行政政治——社會環境哪些因素？2.《八項規定》出臺以來，政治——社會環境因素對我國行政管理有什么影響？

行政法律規范的基本功能有

• A、規范與控制功能
• B、組織與調節功能
• C、自我調節功能
• D、改革與穩定功能
• E、示范功能

雷格斯的行政生態理論把工業社會的行政模式稱為

• A、融合型
• B、棱柱型
• C、衍射型
• D、折射型